“微笑橘子”温暖肿瘤二病房

目前，同较为健全的行政性、诉讼性纠纷解决机制相比，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面临专业性、权威性、公信力、竞争力不足的突出问题。

历史上的中国，除了秦代法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以外，多数朝代名义上倡导儒家思想，但基本都是明儒暗法，没有形成以法律为主的统治模式。这种思路虽能开发出法律法典化的诸多功能，然而法律必须法典化的理由被放大了，成了具有立法中心情结的法学家之语用偏好，致使法典化可容纳所有对一般法律的赞美，几乎可包括规范性法律的所有优点，例如公开性，明确性，体系性，公正性，平等性，稳定性，一般性，安全性，可预测性等。

法典的理性化追求有利于树立法的权威、祛除法的神秘性。(74)参见陈金钊：《法律自主性及其方法论功能》，载《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编纂法典也是守成之策，朝代更替需要出台新的法典，以维持新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75)法典化根植于科学方法的努力。是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简约为针对一般人、一类事物、行为的调整。

法典权威虽带有排斥其他法源的意味，但立法者不可能彻底统一法源。同时，再法典化不能丢弃包括法律一般性、体系性、安定性等在内的法治诸原则。分析框架这个关键媒介可帮助我们说明，法实证研究并不像那些批评所假定的那样能够全面而客观地展现影响实践的因素。

二是这么做容易忽视社会的复杂构成。有学者曾总结认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像沿着多层停车场的上升盘旋道的两个向度，定性研究决定方向，定量研究提供攀升的动力，即便定量方法当前占据优势，但定量研究的基础是定性研究。了解它的意义的努力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各种尚未解决的重大的社会理论问题的核心，法的实际样态包含的观念建构更为集中也更复杂。分析方法的演进亦与关于实质命题的认识变迁密切相关。

因此，社会现象必然内含规律与事实、一般与个别等紧张关系，法的实际样态亦不例外。如果承认法的实际样态蕴含特定的规范性要素和价值判断，是否需要以及应在什么意义上区别实证研究和法律实证主义研究？ （三）法实证研究：通过反思一般性质问题提出的称谓 总结以上讨论，将实证方法运用于法律现象研究将面临的一般性质问题可被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法的实际样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通过观察对其进行描述，还是一种本身蕴含主观因素的存在，需要我们通过理解来揭示？第二，能否脱离法律来考察法的实际样态？如果不能，应怎样理解法律的塑造作用？第三，能否抛开价值考量来探究法的实际样态？如果不能，事实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如果存在鸿沟，又该如何应对？第四，影响法的实际样态的因素是否具有普遍性？能否以及如何从注定是局部的资料素材中捕捉法的实际样态？这些问题充分表明了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共同指向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规范）、一般与个别等紧张关系。

此外，由于法律性与其他社会结构分享着图式与资源，必要时或许还应将关于意识观念、价值认同、社会行动等的相关实证研究及其素材纳入观察范围。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他对宏大理论、抽象经验研究等提出了激烈批评，认为理解社会现象及其问题不仅需要实证资料等信息，更需要研究者坚持不懈地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并针对形形色色的个体，将公共议题转化为人文意涵的表达，研究者由此需要关注人生、历史及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而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和社会分析的本质特征。例如，麦考利曾明确提到，行动中的法或者新法律现实主义既吸取了庞德的思想也统合了埃利希的理念。然而，常可以在以往研究中发现，基于同样的资料素材甚至运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同一个具体法律制度可能呈现不同的样态，但这并非源自实然的认识差异，而是源自研究者在实质命题上对一般的法的认识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对法的存在形式、运作机制、功能特征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如果不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资料素材上的争论甚至共识都会变得难以理解。有学者曾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中解释个人社会行为的线性模型，R2一般不超过0.5，就是说，未被解释的随机因素作用占大半[33]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参见朱芒：《高校校规的法律属性研究》，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140-159页。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桂13行终49号行政裁定书。

学术自治本身不构成终极目标与价值，相反，学术自治还会产生功能不彰与自治异化的问题。[11]参见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粤71行终2779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9号。

[20]参见伏创宇：《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框架中的学术抄袭认定》，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88页。[28]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辽0192行初72号行政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武行终字第184号行政判决书。

即便承认高校办学自主权，法律授权逻辑主张高校学位授予标准仅是立法赋予的细化空间，且空间十分有限。[39]尽管《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仅属于规章，其在第15条明确学位授予标准应经学术委员会审议。[18]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1）西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上述观点实质上都是从国家行政权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授权，将高校办学自主权视为法律授权的结果。如立法未明确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何种审查，有高校通过细则明确为适当性审查或明显不适当审查，[57]发生争议后法院却以学术自治为名主张司法权不能过分干预学术自由，这种做法有待商榷。[40]这相当于由个人进行学术评价并实质上作出不授予学位的决定，凸显了放弃对学术自治进行监督的危险。

高校在学位标准内容上享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应当依法具体化。这意味着，司法的保守性导致其不足以发挥监督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功能，由学位立法明确学术自治原则与相关监督标准势在必行。

学位授予标准的程序约束包括通过学术组织的合议机制作出决定，该学术组织体现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及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权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58]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专业审查能力较弱，审查对象的数量广泛及申请人的参与不足，与形式审查职责更相匹配，法院应当运用组织原则与程序原则对相关学位细则展开审查，以保障学术决定的适当性。

[3]而且，《行政诉讼法》第2条将行政诉讼的被告限定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高校只有借助法律授权逻辑才能成为行政主体。然而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法律授权很难承载高校学位授予标准消极合法性约束以外的价值，学术自治也被限缩为不受管控的空间与司法消极的工具。

[55]有高校明确规定学位授予办法的制定应当听取学生代表大会的意见，参见《天津大学章程》第52条。关键词:  学位授予 法律授权 学术自治 行政主体 学位条例 高校学位授予标准设定属于学位授予权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行政案件的主要争议所在。相反，现行法律并未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从《学位条例》第2—6条基本条件的规定便可见一斑。对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司法审查同样应当遵循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双重标准。

[14]何小强案的裁判被确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9号（以下简称指导案例39号）后，授权逻辑在学位授予标准的实体审查中得到普遍遵循。从国家行政权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授权，意图通过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来建构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忽视了法律授权的内在界限，混淆了法律授权与学术自治的关系，导致司法审查的约束变松。

在我国，办学自主权尚未转化为防范国家干预的请求权，属于国家自上而下放权的结果，体现为基于授权的学术自治。[51]如由教授占多数的合议制组织——学院委员会（Fachbereichskonvent）讨论通过，并经校长批准发布。

（二）学术自治的规范意涵 学术自治并非法定概念，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逻辑应当在学术自治与办学自主权之间建立法律意义的关联。二则，基于法律授权行使权力，学位授予标准制定应当在法律保留的基础上通过学术自治予以细化。

符合社会公知的学术评价标准，亦是高等学校行使教育管理自主权的体现，并不违反学位条例关于授予学士学位的原则性规定，[31]即是这一审查方式的典型体现。[27]杨铜铜：《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合法设定——兼论〈学位条例〉的修订》，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3期，第118页。学术自治的工具化使得学位授予标准的设定异化为国家行政权的裁量运用。作为司法审查者的法院，既要避免侵害立法机关与高等学校在学位授予标准制定程序上的塑造空间，又要保障学位授予标准的制定遵循学术自治的原则与意旨。

在我国，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民办高校属于营利法人或非营利法人，这些定位旨在确立高校的民事主体资格，而要将公立与私立两种类型的高校纳入司法审查，只能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借助法律授权。因此，加强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监督，首当其冲是通过立法完善行政主体制度与学术自治的监督原则。

[47]相较于代理主体通过法律授权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授权之外，分权主体对学位授予标准的制定则需进一步探寻合法性根据。这意味着，法律授权仅具有将高校纳入司法审查的诉讼法意义与有限的实体法意义，尚不能对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作出充分解释。

贺奇兵：《国家教育立法对高校校规的规范效力》，载《法学》2019年第4期，第19-30页。一则，学位授予标准的制定应当遵循正当程序。